我的新朋友
在独立将近半个世纪的肯尼亚,欧洲皇亲国戚没落贵族,甚至富裕印度商人,银行家,庄园主仍在这片土地上过着几百年沿袭下来的殖民主义生活方式,几乎每家都有成群的男女仆人。
卡米拉家也不例外。她家有两个女佣一名男佣负责打扫烹饪,照顾卡米拉夫妻和房东先生母亲的起居;一名花工除打理花草外,还兼职白天门卫工作。夜间门卫则由一名马赛人负责。很快我和他们成了好朋友。
夜间门卫马赛人,每天太阳下山后才来上班。第一次见到他,我真有点怕。
月光下看不真切,只觉得裹在苏卡里的他略显顑颔瘦削,卷曲的短发贴在头皮上,颈上挂着一串串动物牙齿与贝壳穿成的项链,黑黝黝的脸上一双大眼炯炯有神,他的耳朵非常奇特,耳垂上的耳洞大得可以塞进一只鸡蛋,上面挂着两只巨大的耳环。他见到我,恭敬地身子前倾向我行礼,我模仿他的姿势恭敬地回礼,他很高兴。
卡米拉派他们家的一名女佣朵拉(Durah,斯瓦希里语珍珠的意思)照顾我的日常生活:早上7点把早点送到我房间——breakfast in bed。我喜欢在床上用餐,比较舒服轻松,不必下楼与房东先生喧寒,只是几乎每天都是千篇一律的英式早餐——煮得稀烂的黄豆、蘑菇、西红柿加两片烤得焦黄的吐司和一杯牛奶,看了让我倒胃头疼。刻骨铭心思念上海的大饼油条豆腐浆!
朵拉在我用餐后,送来浆洗熨烫好的上班衣服;我离家后,她打扫我的卧室与浴室,洗涤我的衣服,每星期四换洗我的床单;我下班后,陪我上街购物;每晚在我澡盆里灌满洗澡水。
对于做惯家务活的我,真有点不习惯让别人侍候。尤其让我难以适应的是,这里的规矩是女士上街购物须有女佣跟随,由女佣帮忙手拿肩扛所购物品。真让我感到回到了《Gone with Wind(飘)》的年代。照卡米拉的话:女士是不能拿重物的,淑女的纤纤玉指只能拿手提包、小折扇和遮阳伞。
一次,我蔬菜水果买多了,不好意思让朵拉一个人拿,和她一起提回来。卡米拉看见了没吭声。第二天派花工丹尼斯(Denis)和我们一起去买菜,自此我有了两名贴身“保镖”。
开始,朵拉和丹尼斯有点拘束,默默地跟在我后面,一声不吭,我让他们和我并排走,他们都不敢。慢慢地我们熟了,他们觉得我挺和气,主动教我讲些简单的斯瓦希里语。每次上超市,我会为他们买些日常用品,如食糖、牙膏、香皂等。
一天丹尼斯害羞地请我帮他买一只漂亮的发夹,我不解地看着紧贴在他头皮上卷曲的短发,朵拉在旁帮他解释:
“这是给他内罗毕的妻子的。”
“内罗毕的妻子?”我不明白了,“难道还有蒙巴萨的妻子?”我开玩笑。
“我有三位妻子 ”丹尼斯老老实实地回答,“一位在乡下老家,一位在肯尼亚西部,还有一位在这里,内罗毕,和我住在一起。” 哇,一名花工有一妻二妾!
朵拉向我告密,卡米拉的儿子去英国读书,把一辆旧英国自行车送给了丹尼斯。丹尼斯骑车在马路上溜了一圈,就有一名姑娘看上他了。
我让丹尼斯挑了一个好看的,替他付了钱,他谢了又谢。
“那么,你呢,朵拉,你想给你的家人买什么? ”朵拉低头不语。 见此,我不问了,说不定她有什么难处。我请他们一起去喝咖啡。
等我买了咖啡,他俩不见了,再一看,他们站在咖啡厅外面,我招手示意他们快进来喝咖啡,他们看着我笑,就是不挪一步。
“你们怎么不进来?”我跑到咖啡厅外问他们。
“我们不能进去,我们是仆人。”
我惊呆了。
“没关系,你们进来吧。你们是我的客人。”他们俩还是不肯进来。我一看咖啡厅外有两张小桌:
“那么,我们在那边小桌上喝咖啡,行吗?”他们点头同意了。
没有想到,这里的社会等级分得这么清!不管我如何向他们解说我们是平等的,是朋友,他们笑而不答,笑而不改。
(图片取自网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