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住铜仁路 (五十九) 陕西路上又一起绑架案
陕西路上富人多,绑架案也多。
在荣家绑架案之前,陕西路上已发生过一起绑架案,被绑架者是赫赫有名的民国四公子之一,近代著名收藏家、时任盐业银行总稽核的张伯驹先生。
张伯驹先生当时居住在陕西南路培福里16号。这一带环境幽静行人稀少。
1941年6月的一天,张伯驹接到一个电话,请他去外滩码头接客。当张伯驹的小汽车刚开到弄堂口,旁边突然冲出三个持枪歹徒一把拉开张的车门,将张家司机老孔拖下车,一匪钻进驾驶室,其余二匪在后排按住张伯驹,车子急驰而去。老孔见匪徒挟持东家远去,吓得目瞪口呆,稍稍缓过神来立即报警。
当天中午,法租界巡捕在巨鹿路的一条弄堂里发现张伯驹的车子,车内空无一人,张下落不明。第二天,《申报》等各大报纸刊登消息,声称张伯驹绑架事件的后台老板不是别人, 而是想讨好日本人的汪伪特务机构,因为日本人一直垂涎张伯驹珍藏的国宝,特别是张伯驹手中的《平复帖》。
当年,张伯驹听说恭亲王之孙溥儒要转卖《平复帖》,心急如焚,因为之前,溥儒曾将国宝级的《照夜白图》卖给英国人。
唐朝画马名家韩干的《照夜白图》画的是唐玄宗的坐騎“照夜白”。这匹骏马是唐玄宗将义和公主嫁給大宛的宁远国王之后,宁远国王回赠两匹汗血宝马,玄宗為其取名“玉花骢”和“照夜白”。可见此画之名贵。
张伯驹怕文物外流,不惜花重金从溥儒那里购得,终将这件重量级国宝留在了中国国土上。
如今,日本人搞阴谋施毒计妄想从张伯驹手中夺取国宝,张伯驹怎能答应!
绑匪打电话给张太太潘素勒索赎金200条大黄鱼(约200万大洋)。200万大洋不是小数目,张太太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银行又不愿垫付。匪徒原以为张伯驹一介儒雅文人威吓利诱一下就会乖乖把国宝拱手交出,没想到张伯驹是一位铁骨铮铮,爱国宝胜过自己生命的爱国者。张伯驹在匪巢里绝食抗议,几天不吃不喝,马上骨瘦如柴,匪徒怕出了人命还得不到国宝,叫张夫人潘素来劝说。张伯驹趁机悄悄关照潘素:“国宝你替我保管好,绝对不能交出来换我性命,我宁可死在这里!”
后来,潘素打听到绑匪的背景,原来是汪精卫手下76号特务吴四宝干得勾当。幸好张伯驹为人仗义交友甚广,其中一位结拜兄弟与周佛海有点交情,经过各方疏通,上下打点总算峰回路转,最终谈妥20根大黄鱼放人。
张伯驹爱祖国文物远胜于自家性命。为了得到一件稀世之宝,为了不让中国的珍贵文物流落海外,他不惜卖房卖地,甚至动员妻子潘素卖嫁妆。
例如,为了得到宋范仲淹的《道服赞》,张伯驹化了100多两黄金。
又如,为了得到中国存世最古老的山水画,有宋微宗题词的隋朝展子虔的《游春图》,张伯驹甚至卖掉自己的房产!
解放后, 出于对祖国的热爱,张伯驹把自己珍藏的展子虔的《游春图》和几幅清代山水画轴献给国家。1955年底,国家发行公债,开展购买爱国公债的全民动员,张伯驹又把晋陆机的《平复帖》、唐杜牧的《张好好诗》、宋范仲淹的《道服赞》、蔡襄的《自书诗册》、黄庭坚的《草书卷》、宋吴琚的《杂书诗帖》、元赵子昂的《草章千子文》等等无偿捐献给国家。
1982年2月,张伯驹患重感冒,住进北大医院八人一间的病房。潘素向院方请求换到单人病房或双人病房。院方说:“张伯驹不够级别,不能换。” 两天以后,同房的一病人死了。张伯驹的病情不见好转,反而加重。潘素再次请求换病房,回答还是张伯驹不够级别。再过两天,又死了一个同室病友。张伯驹的感冒也转成了肺炎,最后于26日逝世。
据说,北京民众获悉张伯驹老先生遭到如此待遇义愤填膺,聚集在北大医院门口高声叫骂:“你们医院知道张伯驹是谁吗?他是国宝!你们说他不够级别住高干病房?呸,告诉你们——他一个人捐了半个故宫!他捐献给国家的东西,足够买下几百个北大医院!把那些住高干病房的人都扒拉一遍,看看哪个的贡献能赶上张伯驹!”
张伯驹渊渟岳峙、腹笥渊然、淡泊名利、爱惜国宝,为了挽救国家稀世珍宝多次倾家荡产,将生命置之度外。有人如此评论张伯驹:“集牡丹之宝贵、菊花之隐逸、莲花之君子于一身。张伯驹的一生,比他捐赠的文物更生动,他的品格,比国宝更珍贵。”
(图片取自网络)